如果说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对生存和梦想的缺损进行弥补的过程，那么话剧运动的九十年，其实正是话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追求主体自立，对生存和梦想的缺损进行弥补的历史。曹禺先生在病榻上的最后一次题词，是在颤抖中写下的四个字“热爱话剧”，不久他就谢世了。这是一位强者厚重的心愿，是对当今话剧生存和梦想的缺损进行弥补的祈望。
话剧面对的是诸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充满着利益关怀，使话剧处于不再是曾经有过暂短的时尚，“寂然游走于时下的边缘地带”，出现话剧的沉寂期。而不服输的有志者认为，明智的生存状态是保持话剧蕴涵着的独有的思考魅力，强调“剧场是一个民族当着自己观众的面进行思考的场所”，高雅的小众艺术则是话剧生存的理想空间。与此全然相悖的是，戏剧作为一种“最低”的艺术，必然是群体性的，面对的不是知识阶层、行政主管，而是寻常百姓、布衣大众。它要表达的不是潜入历史，思慕未来的精神探求，而是伸张有致的人情故事和人人易感的喜怒哀乐。话剧自然也不例外。如果不在“最低点”上下功夫，而去奢望做精神前卫，追求文化的“最高峰”，至少在目前很难找到生存的理由……。随之而来的是“话剧与观众”。话剧的人口流失，既反映在从业者的锐减，也表现在观众进入剧场的上座率下降，于是话剧的“上帝”是谁，也是众说纭纭。“与其说观众是上帝，莫如说‘艺术家是上帝’更为有理性，”商品精神，无疑以顾客为主，艺术精神理应以艺术家为主，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品，它的价值在于艺术家得自生活的心灵感受和艺术独创，“是人们爱憎悲欢相同的通感，绝不是舍己从人，迎合超时而取得的成功……”。如果说话剧曾经有过一度的惶惑，包括上述见解的存在，它标示着的绝不是无所作为的消沉，而是意味着面临选择。选择是需要理智、知识和勇气的。面对着诸多方面的挑战，我以为当代话剧的对手，不是别的，而是话剧自身，需要重新认定，话剧是强者施展才情的创造空间。
处在新世纪的前夜，这是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必将诞生卓越，升腾着忧患和信念，人们期盼于戏剧艺术的是以它崇高的理想，凝重的情操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力量与时代同步，去托起生命的太阳，踏进新的壮肃的征程。话剧艺术家的通感，会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一个同步的理想追求。随着话剧不断揭示人的心灵深处、剧作家人格化意识的加强，必然会出现更多更丰富的艺术手段。世界戏剧文化的借鉴和汲取开始从前一时期的冲动，进入到理智的聪慧的选择。回首望一望我们自己很宝贵的过去，积淀在当代人实际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是构成当代话剧前进的基点，是话剧创新的凭藉。剧作家常常会有一种剧作家感，那就是原则性的道德观。最好的话剧，既需要哲学的、文学的内涵，也需要艺术自身的魅力，当代的中国话剧亟需建立的是自己的感情形式和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在建立自己的感情形式中，导演已不再是调节演出的普通艺员，而是有独特创造的剧场艺术家，由此形成各自的导演风格。有人认为，当今话剧是导演的时代，作为形象的创造者，其独特性越来越重。导演已经开始扮演了衡量戏剧艺术是否成功的标尺。我们处在一个视艺术为永恒的时代，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艺术品与接受者之间形成的“共鸣时空”，舞台的多义性、舞台留下的有意义的空白，启发着观众的想象力，诱导观众的积极参与。在文化高度发达的当今，富有理性的观众会越来越多。人们将不再是跟在话剧的后面来认识世间的一切，而是随着世界的变化来看待世界。他们走进剧场，也不再是寻求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投入剧场所提供的社会生活（包括历史）的大量信息，进行艺术享受，参与对生活的判断。当今的话剧与当今的话剧观众，建立起一种交流互补的关系，因此，“观众不一定都是对的，而无视观众的艺术家却永远是错的”。话剧，面对的是演释变化中的生活，它从来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不断地趋于完善。而趋于完善的过程，则是个变革的过程。对于话剧来讲只有与时共进才能产生话剧在变革过程中的潮流效果。话剧艺术的活力，是处于不断的创造之中。因此话剧的天性，永远是强者的创造空间，历史是这样，当今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